人物名片：沈利民，1945年10月生，上海崇明人，中共党员，主任记者。196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73年10月起到《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工作，历任站长、办事处主任，2005年退休。先后有《温州市发展第三产业》《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路子》等7篇报道获浙江省好新闻一等奖和全国省(市、区)党报好新闻一等奖。

新闻岗位失而复得

　　徐明：沈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工作的?那时记者站工作条件如何?

　　沈利民：我是1973年10月从温州电业管理局调到《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的，此前我在温州的《浙南大众报》工作过，这个报纸后来停刊了，我就调到了电业局。后来，《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要人，温州地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正好是原《浙南大众报》办公室主任王均振，他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正愁在电业局工作没着没落的，就高高兴兴地回归新闻工作岗位了。

　　当时记者站连我在内共4人，其他3位都是资深记者。仇德盛老师是上世纪60年代初杭大新闻系毕业的，杨国柱和林浩老师都是上世纪50年代办县报的。记者站的办公室在温州广场路地委大院西北角的旧平房里，两小间房子，每间12平方米左右，各摆着两张旧写字台，还是专员公署的老家具。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书橱、几把木头椅子，其他就没什么家具了。我们4个人只有一部电话机、一辆自行车。挂电话到杭州报社总部，过程是比较麻烦的，先要打到邮电局挂号台，报上姓名、密码，然后耐心等待，有时候长途电话忙，等半天才能接通。挂到温州地区范围内的各县，也是如此。遇到紧急情况，甚至得找人在挂号台“开后门”。

　　在市区采访基本靠走。那时温州公交也极其落后，好多地方不通车，有车也要等半天，索性走。下乡采访，通汽车的乘汽车，没汽车就坐内河轮船，甚至搭农民的手扶拖拉机。大家家里也没有电话，临时有事要通知只好跑腿。仇老师当记者站头儿时，就常让他儿子杨均跑到我家里通知开会什么的。 2

34岁才进入角色

　　徐明：您在《浙南大众报》干过，又在《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干了几十年，觉得有什么不同?

　　沈利民：有很大不同。我在《浙南大众报》的时候主要是编稿，采访的机会很少，只采写过一篇人物通讯，是写一位优秀公交司机，节油标兵。所以到了记者站，很不适应。好在几位老记者很宽容、很放手、很贴心，他们带我下乡，帮我改稿。说起我到记者站所写的第一篇稿子，真是惭愧，首战失利。当时是采写瑞安飞云江农场一位知青研究甘蔗种植新技术，由于采访不深入、不得法，没有处理好技术性与思想性的关系，没有写出人物的个性和精神风貌，稿子被编辑“毙”了。

　　我进记者站正是“文革”后期这么一个特殊时期，工作也打上了时代烙印。我参加了当时的一系列运动，一直折腾到1978年底，才把时间和精力转移到新闻报道上来。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我们记者站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工作步入正轨后，我和大家一样，都想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因“文革”，没有读完大学本科课程，一下子荒废了4年，加上到部队农场劳动一年半，参加工作后又各种折腾，正式进入记者角色已经34岁，这就有了极大的紧迫感。所以三中全会后，我经常是白天采访、夜里写稿，甚至通宵达旦。

　　那时在业务上我也算是潜心钻研，特别对人物通讯和文化题材的稿件下了点功夫，还受到江坪同志(他先是任《浙江日报》文教组主任，后任副总编和总编)的热情鼓励。此外，对温州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个私经济的长期追踪和多侧面报道、有关温州二次创业的系列报道，还有对温州社会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追踪报道，是我三大着力点，也小有收获。

我自己印象较深的采访，有这么几次。

　　一是1983年9月，我与温州军分区新闻干事张健一起采写浙江省军区某部步兵连战士王汝林和朱献康不顾生命危险勇追逃犯的消息和两篇人物通讯，突击两天两夜完成。消息和其中一篇通讯登在头版头条，消息还被《人民日报》转载，整组报道在全省产生较大反响。二是1990年5月，我与报社从杭州派来的记者林妙春合作采写的《温州八位领导干部家属倡议当好“廉内助”》一稿，获华东九报头条新闻竞赛一等奖。这篇稿子，我们参与比较深，不但是新闻记录者，更是策划者。我们以参与者的身份促成了这份廉政倡议书的诞生，从而为报道提供了全新视角。新闻产生了巨大反响，由此衍生的反映温州市委书记夫人把好“家门”的通讯，被《人民日报》一版转载，并获省好新闻一等奖。三是长篇人物通讯《依依乡情入画图》，写了摄影家邵家业一家两代人的艺术追求，稿子在写作上进行了精雕细琢。该文在《浙江日报》刊登后，由知名摄影家、浙江日报摄影部徐永辉老师推荐给《大众摄影》杂志，被该刊全文转载。

有亮点也有遗憾

　　徐明：漫长的新闻生涯，您有遗憾吗?

　　沈利民：虽然有那么几个亮点，但回首往事，遗憾之处还有不少。每个伟大的时代，都有标志性事件发生，当这个新闻事件发生时，你如不在现场，或者你在现场，却麻木不仁，没有发现，或感觉不到，那就只能抱憾终身。

　　我最遗憾的是当温州模式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农村经济新格局在孕育和躁动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报道。虽然有大环境的原因，但至少当时我是不敏感的，反应是迟钝的。这又跟我深入基层少有关。前辈们常说当记者要“吃透两头”——上头的政策和下头的实际。我呢，研究上头不够，了解下头更少，往往跑会议多，泡机关多，看二手材料多。不光是农村基层没有去深入调研，就是写重点工程，也往往只看看材料，最多听听工程指挥部或工程师介绍。现在想，若是直接跟着建设者们沉到瓯江大桥基桩施工的钢围堰底部，让滔滔江水在你的头顶奔涌而过，那写出来的人物和场景，就不会干巴巴了。

　　还有一个遗憾是读书少。记者站人员少、工作杂，各人没有什么明确分工，各条线的报道都得应对，若缺乏定力，热衷于无谓的应酬，满足于完成考核，就静不下心来读书弥补自己的知识短板，所写的东西也就缺乏人文色彩和思想深度。 4 记者站就是我的家

　　徐明：您在记者站干了几乎一辈子，觉得当地党委、政府对记者站的支持力度如何?

　　沈利民：我的体会，什么时候我们为当地的党委、政府服务到位了，什么时候就能得到他们最有力的支持。所谓服务，就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重要的改革开放举措，凡是有新闻性的，都应该及时宣传，并尽可能宣传好。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刘锡荣力抓廉政，我们进行了连续报道，得到他的肯定。记者站遇到工作困难，直接找他，他不过夜也要帮我们处理。

　　上世纪90年代，温州二次创业，我们自始至终第一时间报道，有面、有点、有深度。当年策动温州二次创业的市委书记张友余，对我们的工作也特别支持。我们有什么报道要求，去他办公室，他总是放下其他工作，立即接待。报社温州分印点剪彩开机，他丢下其他工作，到场热情鼓励。对《浙江日报》的发行工作，他也大力支持，亲自出席发行工作会议，亲自布置任务。

　　徐明：过去的温州记者站，现在已经发展成浙报集团温州分社。您作为记者站老人，给我们讲讲这个发展历程吧。

　　沈利民：报社对记者站的管理，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上世纪50年代，浙报温州记者站与《浙南大众报》曾合署办公，那时我不在记者站，具体情况也不清楚，是后来听老同志介绍的，有这么一个阶段。

　　“文革”后期，记者站的人事和政治思想工作委托给地委管理，一度负责记者(那时不称站长)的任命、人员的调动，都以地委为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社又收回了记者站管理权，只是记者站同志的党组织关系仍在地委机关。虽说只是代管组织关系，但地委对我们是很关心的，逢年过节机关干部分配副食品，都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参加地委机关的活动，比如跟机关干部一起下乡劳动，抓夏收冬种。但这样一来，记者站投入报道的时间就大大减少，当时与报社的关系是有点若即若离的。我记得当时省里曾要求地方上负责搞好记者站的工作和生活安排，而实际上，当时地方上自己也困难，不可能真正解决好，所以有较长时期，记者站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没什么改善。像我们办公室搬了3次，始终只有一或两小间，桌椅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专员公署的破旧家具，直到1998年才有了改变。

　　1983年，经市委批准，报社出资3.8万元，在温州购买了3套商品房，解决了记者站人员的住房问题。此后，报社领导对记者站的关心日益增多。记得江坪当总编辑时，曾在1991年春，西子湖畔最美的季节，让记者站人员的全体家属齐聚杭州，参观报社、游览西湖。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报社实行了年轻记者轮流到记者站锻炼的制度。温州站也先后来过几批、一共四五个年轻记者。他们的到来充实了记者站的力量，带来了一股活力。

　　报社对记者站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几乎与总部同步。凡是重大学习培训活动，就让我们直接去杭州参加。报社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也不时下来面对面指导工作，帮助策划重大报道。

　　记者站就是我的家。虽然退休多年，但我时刻记挂着这个家。2020年我去温州分社参观时说过：“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这就是我对分社新成就、新气象的真实感受。